近代"中华民族"形成与转变

摘 要：民族主义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在欧洲，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到了近代，鸦片战争的爆发，洋务运动的发起，我国的知识分子得以系统并深入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各种观点、思想和认知，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也标志着我国开始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提出后，便多次发生重大变化，完成了“小中华”到“大中华”的华丽变身。特别是到了今天，“中华民族”四个字已深深的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它成为了凝聚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图腾。那么从1840到1949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概念究竟是如何随着不同的危机而发生转变的呢？本文，笔者将结合自身所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华夷；梁启超；中华民族；转变

　　尽管中国很早就是多民族国家，但历史上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的是著名学者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这么写道“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只有一百多年的明确历史,与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相比,确实短暂。然而正如费孝通曾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首先就需要对我国历史上的种族（民族）观念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近代中国不同时期遇到的不同危机，再对该概念的变化做分析。

一.“中华民族”思想源头

　　“民族”一词，在我国历史上的诸多文献中都有所出现，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3]，但是这个词语的古意与现代意义大相径庭。结合不同古代文献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来理解，其不仅表达了宗族之属、华夷之别，同时还阐述了一种等级关系，即在封建社会环境中，处于统治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被称为“皇族”，而其他的各种族群则被统一的称之为“民族”。此阶段的所谓“民族”概念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泊来的民族概念，才将它与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强调民族的政治与地域统一性的思想。但是，即便是在“现代民族”概念起源的国家，针对民族主义也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诞生以及成长发展都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一般来说，在我国历史上，中国传统族类思想主要包含有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以及由华尊夷卑的观念推导出来的华夷之辩、夷夏大防等观念。华夏和中国两个词语早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了，其在历朝历代被反复使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人的自称。而自称的使用实际上某种程度暗示了有“他者”的出现，针对他者，与“华夏”所对应的词语通常都是不太友好的，主要有狄、蛮、夷等称谓，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夷”逐渐发展成为“华夏”之外族群的代称。所谓中国传统族类思想，实际上始终是围绕“华”和“夷”两种关系进行论述的。在历史文化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华夏中心”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认为华夏的文化、礼仪以及其他各项活动、思想等都是凌驾于夷之上的，华夏是文明的中心。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之下，甚至衍生出了一种比较严苛的等级关系，即认为“华尊夷卑”。为了进一步巩固尊卑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华夷之辨”也随之产生。但是在不同境况下，“华夷之辨”也是有所差别的。如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两次非汉族统治国家的局面，即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在这个朝代，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夷”身价倍增，而“华”虽然依然庞大，但是地位却有所下降。
　　到了近代，“夷”所指的范围缩小了，专指西方殖民者。中国人在面对入侵时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华”的正统，比如“‘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见洋人就杀，见洋楼就烧，见洋楼就砸，排外情绪无以复加。”^[4]除了出于“华尊”的盲目排外，也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差距“魏源引入世界理念，动摇‘华夷之辨’的文化根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挑战‘天朝上国'观念。”^[5] 再到后来，维新运动时“资产阶级已表现出对封建王朝强烈的离心力，表现出对‘华夷之防'的决然背叛”^[6] 尽管此时“华夷之辨”彻底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长久以来的“华尊夷卑”的民族观，激起了人们反抗殖民者的意识，也是“救国保种”产生的重要原因。爱国人士通过学习和借鉴从日本传入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等观念，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新概念，但是这种“新”依然包含着中国传统族类思。

二.“小中华”到“大中华”的转变

　　正如前文所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将现代“民族”观念传入到中国，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相关概念受到了全社会的追捧，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想救国，首先就需要建立一个拥有民族主义的国家，只有借助民族主义将广大人民凝聚在一起，才能激发人们的斗志和决心。但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针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党派和精英对于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了不同的看法，争议随之而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相关概念涉及到了不同政治理念与集团利益。而这个时期的党派或者是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另一种则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二者在政治理念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里我们主要论述革命派的主张，这可以通过其对于“中华民族”概念、民族主义的解释窥探到。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认为要想阻止帝国主义入侵，首先就需要消灭封建帝制，打倒满清政府。革命派在诠释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时，主张“排满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理想的“中华民族”。比如孙中山于 1904年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罗列了众多满人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7]：
　　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
　　(一)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二)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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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对无能的清朝政府，高举“反满兴汉”的大旗，高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能够激起汉人的一腔热血，很好地号召汉人参与革命，并且这也可以看作传统中国民族观念的“惯性”。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更多的人参与革命只是为了“报仇”——报满人入关当皇帝的仇，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不知革命实为何物。曾对满人深恶痛绝的柳亚子，后来也表示“1909年，和陈去病、高天梅两人发起了南社，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小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8]从早年孙中山等人的“中华民族”观念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辛亥革命的出发点就存在一定问题，等同于把矛盾转移了，因此有人评价道“中国资产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要紧紧抓住反满这个武器，这表明那时的资产阶级是又革命又软弱。资产阶级展开炽烈的反满宣传，显然是在以社会全体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9]
　　实际上，不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针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二者虽然略有差异，但是其根本目的实际上却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借助“中华民族”或者“民族主义”，最终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使得国家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独立富强。正是因为根本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尽管立宪派最先宣告失败，但如梁启超对“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概念的诸多思考和看法，得以被革命派逐渐接受，并不断发扬。
　　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对于“中华民族”的概念认知是不断变化的。正如前文所说革命之初，为了推翻封建帝制，他认为满族不应当留在中国，更不应当算作“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但是后来他却表示“兄弟曾听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是大错。”^[10]在1912年，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公开表示“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1]，这就是所谓的“五族共和论”，并且给五色旗赋予了“五族”的含义。但是很快孙中山他们就认识到了这种说法也并不是可行的。在“五族共和”这一理念的背后，有着诸多歧义，其表达了对满、蒙、回、藏等民族身份的承认，关键在于这样的身份承认具有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家大事上也有属于自己的决断权，一旦权力行使不合理，则可能会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尤其是在民国初期，国家局势本来就不稳定，反对民国政府的组织——武装割据，可谓比比皆是，这样的政治构建就更加危险了。
　　后来孙中山也认为“五族共和”的说法，对于国家的团结稳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提出“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12]和“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的目的也”^[13]，因此逐渐摈弃了五族共和的说法。其实在1917年时，李大钊针对日本人所提出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其认为从道理上来说，“中华民族”应当涵盖到国家境内所有的民族，“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14]。在李大钊提出相关理念的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相关概念渗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也是中国人民民族统一意识觉醒的契机所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一词的提出者梁启超也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看法，他认为“中华民族”概念应当是所有民族的共同体，与李大钊的观点类似，他也将所有“国人”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5]。(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张品兴编 《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73页。
[2]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萧子显 《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227页。
[4]祝春亭《明清时期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形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5]姚武.魏源《”华夷之辨”的近代嬗变》，《邵阳学院学报》，2015年第六期。
[6]刘伟，张梦飞《“华夷之辨”在清代的递嬗》，《社科与经济信息》，2002年第27期。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2页。
[8]陈一飞《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252页。
[9]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3页。
[1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5页。
[12]陈旭麓,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1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0页。
[1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3页。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2316页。